1949年春，中国大地上的大决战已见分晓，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获胜，已成必然趋势。22年处于非法状态而不得不武装反抗的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政权。新政权该怎么组建？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中国大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观望着。

       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早有准备，在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国老百姓迫切期盼和平、期盼民主的形势下，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大得人心。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等外，又新组建了一些民主党派。一时间，召开党派会议，推动民主政治，成为舆论主流。开会总要有个名目，时称“政治会议”，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加上“协商”二字，于是中国有了“政治协商会议”。

       但政治协商会议却是命运多舛，开了没多久，独揽大权的国民党就撕毁了民主契约，挑起全国内战。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于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党派拒绝参加的情况下，拉拢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通过“宪法”。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毛泽东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

       5天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月1日，毛泽东致电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意见。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并潘汉年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上述电报要求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并把这个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次日，他又致电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仔细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来。

       当时，香港与解放区之间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曾经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可港英当局没有同意。周恩来当即决定放弃这一设想，决意开辟从香港坐船到大连或营口进入解放区的海上通道。

       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后，成立了一个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5人小组，由潘汉年掌管全面，夏衍、连贯负责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联络，许涤新负责筹措经费，饶彰风负责接送的具体工作。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人数不多。这是由于租来的苏联“波尔塔瓦”货船不大，客房极少。为了安全起见，民主人士的行李先行运走，自己离家时只带一个小提包，还化了装。1948年9月12日上午，这艘负有特殊使命的货船，向北出航。经过16天的海上航行，终于在9月27日早上抵达朝鲜的罗津港。李富春受周恩来委托，提前赶到罗津迎接。29日，代表们到达哈尔滨市。

       11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因此，“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马叙伦、郭沫若、丘哲、许广平、陈其尤、翦伯赞、冯裕芳、曹孟君、韩练成等。1948年11月23日深夜，他们从香港开赴大连。当时，周恩来特地事先拍电报给在大连负责情报工作的冯铉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较多，护送工作的确要慎之又慎，特别是要筹划李济深安全离港的工作，更是大费周章。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告诉他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行动要更加谨慎。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除了中共同他联系密切外，港英当局与他常有来往，与美国领事馆也接触频繁。白崇禧曾亲笔写信给李济深，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后来由于国民党进步人士何香凝、梅龚彬等的劝说，李济深才没有上当。

       李济深的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港英政治部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里，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5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到了12月23日，时任香港《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杨奇接到任务，负责运送李济深的两件行李，并负责护送李济深等人以参加宴会为掩护，登上了苏朝合营的货船“阿尔丹”号。

       这艘载着李济深、茅盾、柳亚子等30多人从香港赴大连的轮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耽误了一些时间，航行了12天，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才抵达大连。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几次去电大连询问情况，直到他们安全抵达大连，才放下心来。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民主人士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大家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

       二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飞快，后来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在西柏坡亲自审阅修改《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人名单》、《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并批示将它们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为名付印成册。

       1949年4月初，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周恩来在20天的谈判过程中，先后5次邀集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会面，向他们报告和谈进展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又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了和谈破裂的经过。

       和谈破裂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新政协的筹备中。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举行，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为23个，共134人，并确定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等。

       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经过讨论和修改，通过了筹备会的组织条例和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强调：这次会议期间，“凡是重大的议案不是光在会场提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当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举行，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政府组织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周恩来并被推选兼任第三小组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

       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一切筹备工作都由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及其领导的6个小组分别担负起来。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和起草《共同纲领》上。

       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需要代表广泛包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取舍恰当，十分不易，可谓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代表，以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恩来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着、联系着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因此，严格和正确地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

       作为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在6月18日主持召开了第三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第三小组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5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他说：“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务，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他在6月下旬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亲自动手写作《共同纲领》条文。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终于完成了起草工作。然而，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对草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周恩来所执笔的《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是新中国成立的一份重要文献。其中，明确新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它的“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主任，彭真、林伯渠、李维汉任副主任。

       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此时还没有一个正式名称。于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就国号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协商。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词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中，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在新政协筹备会起草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对这个原拟的国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太长，用时不用全称就要注明是简称。黄炎培和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的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也对原拟国名提出质疑，发表了第三种意见。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张奚若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 ‘民主’二字。”

       可在讨论中，毛泽东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是救中国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我们共产党反蒋不反孙。后来何香凝打了个圆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中山先生一身为共和奋斗，这国自然就是“共和国”了。毛泽东听了觉得有理，就没有作声了。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留待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经8月17日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为组织法的初步草案。在这个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去掉了“民主”二字，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后来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

       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提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下去。”

       三

       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到前门车站欢迎。

       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着一套黑色拷绸旗袍，系一条洁白的纱巾，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原来，早在这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便联名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接到信后，因当时身体不适，不宜旅行，暂时未能动身。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专使专程去上海请宋庆龄北上。这时，周恩来建议选派和宋庆龄交情很深的邓颖超去上海迎请为好。毛泽东则补充说，曾长期在宋庆龄先生身边工作的廖梦醒一同去迎接更好。

       廖梦醒先行一步，见到了宋庆龄。因为孙中山是在北平不幸病逝的，所以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通知廖梦醒。

       6月19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两天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现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

       6月28日，邓颖超接到宋庆龄宴请自己的请柬。当天，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专程赴上海。29日，邓颖超到宋庆龄的寓所。多年不见，胜利重逢的欢乐，使中国这两位伟大的女性拥抱在一起。

       邓颖超款款叙说别离后的情怀，宋庆龄非常有兴趣地倾听着。接着，邓颖超介绍了新政协的筹备情况，并从手提包书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两封信，明白其中的分量。她仔仔细细地看完了，认认真真地思索着，慢慢地说：“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邓颖超在上海留下来了，一留便是两个月。期间，邓颖超又几次去看望宋庆龄，约请她出席有关活动、或出席宋庆龄在上海举办的有关公益活动。终于有一天，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

       随即，邓颖超和宋庆龄商量哪一天动身，并立即通知北平。

       当时，有3个单位都提出要推宋庆龄为代表，她以什么名义参加政协会议呢？7月18日，周恩来和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庆龄本人的意见。

       3天后，邓颖超复电周恩来、李维汉说：“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同时，邓颖超提议：“以宋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

       为此，新政协代表中特设了“特邀代表”一类，其中有宋庆龄、陶孟和、张难先、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可以说，宋庆龄北上参加政协会议，与周恩来的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

       四

       为让代表进一步了解会议有关情况，便于会议期间讨论， 9月7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向已到北平的政协会议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

       15日，周恩来作为政协中共党组书记，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明，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同时，他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如果“我们领导得好，可以不流血过渡到社会主义”。

       17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他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这次会议上，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来宾300人。6时后，与会者陆续入场，每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刚刚赶制出来的新政协徽章。

       当晚，怀仁堂门前，彩色气球上悬着墨绿色的飘带，门两侧彩旗迎风招展，会场之内玻璃灯、水银灯交相辉映，使整个会堂显得庄严瑰丽，光彩夺目。政协筹备委员会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让这座古老建筑焕然一新。

       主席台的上方，悬着巨幅会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的后幕上悬着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会徽的下方，并排悬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由于新的国旗还没有最后确定，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主席台布置得庄严大方。

       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程潜、何香凝，沈钧儒、黄炎培、郭沬若、周恩来等。当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时，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周恩来代表筹备会报告了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全场一致通过。

       毛泽东用洪钟般的声音致辞开幕词。当他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全场人们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22日，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了关于主席团常务委员名单和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报告，并代表第三小组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23日，周恩来听取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汇报新政协代表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时发表的各种不同意见。

       其实，自登报征稿后，社会上反响强烈，仅1个月内便收到数以千计的设计稿件。其中，国旗提案1902件、图案2992幅；国徽提案112件、图案900幅；国歌提案633件，歌词694首。应征者遍及国内外，来稿者中，既有以文言文写作的老先生，也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同时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自由职业者，还有解放军战士、海外华侨，甚至连小学生也以稚嫩的字迹写来了意见稿。周恩来说，这充分说明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阶层人民对于人民政权的拥护，对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的诞生异常关心，翘首以待。

       周恩来发现，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一、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陈嘉庚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个问题。”二、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三、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四、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偏见，周恩来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名。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复字1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3号”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4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成选择“复字1号”、“复字4号”、“复字3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是“复字4号”的赞同者。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被编为“复字32号”，其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中国共产党，周围4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尽管大家比较倾向“复32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4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义呢？

       后来，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

       当时，收到的国歌歌词、歌谱应征稿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冯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大家一时陷入了沉思。这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的。”

       周恩来说完，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讨论时，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听后，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于是，丰泽园里传出了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当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里，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接到这种请柬的共有二三十位70岁上下的老者。

       第二天中午，应邀者按时赶到六国饭店。周恩来主持宴会。他叫人关上餐厅的大门，开始讲话。周恩来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4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周恩来说完后，快人快语的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这时，辛亥革命参加者、清朝进士周致祥，态度坚决地反对用简称，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紧接着，83岁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激动地站起来，要求发言。这时，宴会厅里显得更安静了，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的意见。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司徒美堂的话言之成理，掷地有声。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资本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表示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民盟领导人张澜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陈叔通也赞成此议。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的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 ‘简称中华民国’。”

       于是，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几乎都开始反对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

       最后，由周恩来作小结，他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括号的缘由，并表示：“我要把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综合送给大会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政府组织法，一致同意和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政协代表们认为，简称“中华民国”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概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

       同时，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

       经过讨论，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4个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周恩来的话音刚落，掌声如雷，响彻了整个会场，经久不息。以上4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遗憾的是，因没有确定国徽的式样，即使在国庆日上也未能使用。

       29日，周恩来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

       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怀仁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

       会上，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他解释说，之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49名着新式军装的军乐队员，演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首都各界群众代表3000余人出席。

       林伯渠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周恩来在肃穆的气氛中，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1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志哀。

       哀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而后，毛泽东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代表也都一一铲土入坑，为纪念碑的基石培土，为中国“第一碑”奠基，表示对革命先烈的崇敬。

       当天晚上，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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